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文化 > 正文

农民自媒体“浮世绘”:乡村文化传播的空间转场与话语建构

时间:2019-10-30 14:23:26  来源:互联网  阅读次数:2660

当前,农民自主媒体的发展不仅是农民个体积极参与、学习和调整以实现文化自觉的过程,也是一个更加注重从农村社会内部激活农村文化资源和活力的过程。

沿着黄河,在甘肃和兰州,民间炉灶火习俗中的和平鼓在视频中铿锵作响。在“中国虎画第一村”王公庄村,300多人通过短片现场出售了他们的作品。在山东,20岁的淄博农民李贤鹏在1400度炉边玻璃制作视频和“网上收门徒”上变得很受欢迎

沿着长江,四川藏族女孩喜欢藏在卓玛,带女儿去挖冬虫夏草,采摘松茸,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农民网红”。装扮成“申智”的江西农民蒋金春展示了农村原始的生态文化,带领村民们销售农产品。在江苏省海头镇的“海鲜村”,村民们每天上传诸如海上捕鱼等视频,一年内连续点击量达到165亿次。

江西农民蒋金春用手机播放了采摘和制作山货的全过程。

2016年,前中央电视台记者、媒体总编辑、人大新闻学院医生刘楠观看并走进了从伤疤中破土而出的村庄。2017年,刘楠在全媒体学校开始撰写文章《女医生记者的农村笔记:告别悲伤叙事,中国村庄正在经历觉醒与重建》。我们看到村庄逐渐摆脱悲伤的叙述,开始有自我生成的向上缝合的力量。

本期全媒体学校再次特别邀请刘楠关注新媒体生态下的本土文化,关注大众传媒背后农民话语的重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种新的信息环境已经形成,这也对大众传媒只将社会资源分配给少数精英群体的模式提出了挑战。新的信息生产模式开启了向普通人分配社会资源的历史。正如吉登斯所说,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相互交流的方式,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

特别是,自我媒体在资源配置上的“去集中化”打破了从中心到边缘的传播结构,社会底层开始了个人叙事重构的时代。

2019年8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拥有8.54亿互联网用户,互联网普及率为61.2%。农村网民人数为2.25亿,比2018年底增加305万。

如今,中国庞大的农民用户已经进入视频产业的内容消费和视觉生产市场。随着内容生产、传播和消费各个方面的下降,农民ugc(用户制作的内容)已经成为媒体互联网的积极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通过应用平台和直播软件(如快手和沙克),他们发布了农村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如烹饪、插秧、收割水稻、钓鱼或展示文化仪式、个人成就、民族习俗等。,形成独特的媒体景观。

彝族男孩塞苏·布约在悬崖村的村长那里长大。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克里夫村,他学会了用软件上传“梯子”视频。几乎所有相关视频都被搜索到了。

近年来,农村文化的“衰落论”出现在媒体上。有人认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解构了农村传统文化的秩序价值和身份基础,异化剥离了农村社会的“历史感”和“乡土感”,摧毁了农村文化的旧内涵,导致了传统农村文化的崩溃。一些学者还反驳说,所谓的“衰落”实际上是城市人对农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象之间的差距。农村社会的生活理念和价值体系植根于地球。农村文化的本质是“形式分散”和“精神聚集”。

在传统的地方社会中,由于传播手段的限制和制约,地方文化只能在特定的文化群体范围内传播。现代媒体突破了时空构建的文化“笼”,有利于地方文化在相互学习和交流中的创新和发展。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借助各种媒体形式搭建的平台,移植秧苗、育种、民歌、讲故事、皮影戏、快板、剪纸等农村文化传统中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各种形式的地方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和学习。

“新农民”的文化主体性被唤醒,农村文化传播的空间转型也带来了新的话语建构。与此同时,农民自媒体生产背后的流动经济、资本逻辑、价值取向等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万物来自地球,人类的耕作就是地球."在李周,农民的耕作被认为与自然和土地形成了“生死关系”。在工作过程中,农民们总结了“不违背农时”、“地上种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地方文化理念,并通过歌谣和谚语传承给后代,共同制定了人与自然共存的准则。

正如叶仲晶教授所说,小农参与主体性,强调与自然一起工作的价值和满足感、相对独立性和工艺性,以及人们对自己成就的骄傲和自豪,这表明人们对自己的力量和洞察力充满信心。

在漫长的历史中,不同地区的农民发展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学者赵旭东认为,农村文化是指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社会的知识结构、价值观、民俗、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为主要内容,以农民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文化类型。

学者高瑞琴和朱祁镇将乡村文化分为三类:农业生产中的本体文化、农业技术中的衍生文化和农村生活中的节日仪式文化。

农村文化历史悠久。然而,在传统媒体表达中,农民往往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发言权。外界很难理解他们的新思想和天赋。自我媒体平台进一步平抑了社会的话语权。农民通过快捷方便的沟通渠道和分散多样的表达形式来制作内容。在诸如“快速握手”和“握手言和”等视频应用平台上,许多以前在农村默默无闻的农民以他们简单或夸张的表达方式迅速成为网络粉丝。

例如,山东省的农民“本良叔叔”通过在田里唱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例如,乡村女孩“爱笑的雪莉·吖啶(Shirley吖啶)”拍摄了她在贵州乡村的日常生活,如搬运木材、采摘野果,展现了她热爱生活、吃苦耐劳的乐观态度。还有一些回家的年轻人“感觉温暖舒适”,并在家乡创造性地饲养“珍贵的鸡”。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积累的粉丝数量远远超过了许多专业组织的媒体粉丝数量。他们建立了电子商务销售平台,帮助家乡脱贫致富,甚至成为广告商的代言人。其中,农民被海外媒体《华盛顿邮报》报道,因为他们是媒体人才“手工耿”。

“手工耿”,一个专门制造“无用之物”的著名工匠

文化认同是指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对当地文化的观念和价值观的有倾向性的共识和接受。农村文化认同是农民对农村文化的认可和接受,也是对农村生活方式、文化行为和思维方式的认可和遵守。

费孝通认为,文化认同是农村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而文化认同的缺失主要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文化障碍。

今天,通过技术赋权,农民从媒体上展示的生动真实的农村形象适合满足零散的娱乐需求和基层人民自我表达的愿望。它们也符合都市人对田园歌曲的“想象”。它们展示了中国农民的农村文化特色和创造力、智慧和才能。它们有利于增强社会群体对农村文化的认同感,从而消除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差距。农民也有能力、机会和大众传播手段以最快的速度向世界“说话”。

70多年前,费孝通写道:“从基层来看,中国社会是农村”。从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熟人社会”,到何雪峰《新乡土中国》中的“半熟人社会”,再到吴重庆总结的“非主体熟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空间传播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空间的地理和区域意义正在逐渐消失。正如曼努埃尔·卡斯特(Manuel Caster)所说的“移动空间”,移动空间是信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空间形式。社会资源薄弱的低层次个体,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社交媒体都形成一个群体网络自组织,跨越时空障碍,聚集在一起,打破原有的原子化存在和分散交流的形式,构建新的多点网络交流结构。

农村空间通过短片进入社会领域。农村日常生活的“可视性”被激活,农村空间进入社会化、关系化、结构化的生产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从封闭的农村空间到开放的流通网络空间,尤其是由市场规则主导的商业空间,农民和自媒体人也深深地卷入其中。

自2017年以来,互联网上的短视频平台迅速爆炸。一些平台补贴了短片的原始内容,并为虚拟礼物建立了有吸引力的规则,以换取现金和现金流。平台兑现收入的消息和“网络红”的光环效应吸引用户贡献大量免费劳动力。

然而,由于缺乏专业技能,一些农民缺乏持续生产媒体内容的动机,拥有不同的水平,难以在资本平台上拥有议价能力,并且获得非常有限的流动补贴。

为了追求“成就感”和“主体感”以及对虚拟未来利益的期望,他们很容易成为迎合商业交通饥渴并引发“自我异化”的“网络工作者”。例如《东北蛇哥》的自虐身体叙事、《街歌》在网上直播大凉山的假慈善活动,以及《王乐乐》、《杨庆宁》、《排排旗》等早婚、怀孕、色情和低俗内容的直播。,以及娱乐至上、超越伦理道德的视频内容引起了很多争议。

网红的“解歌”直播在农村做了一个慈善发现。后来,有消息透露,“洁格”在直播结束后还了钱。

盖伊·德博德(Guy debord)认为,“景观社会”的本质是“由图像介导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景观成为视觉和意识的焦点时,分离的事实使景观成为幻觉和伪意识的领域。个人屏幕投射出一个由商业创造的欲望、需求和幻想的世界,形成了一个新的“景观社会”。

当虚幻、美化的地方现实视频内容脱离中国现实农村问题的现实问题时,当农民积极生产迎合消费主义的内容,按照他人的期望树立自己的思想和形象时,在自上而下的“数字异化”和自下而上的“自我异化”中,农民的真实表达声音也隐藏在经济驱动中。在技术授权下,弱势群体很难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表达自己真正的话语权,并获得提高自身地位和权利的功能。

当然,这只是个人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媒体的农民积极利用形象符号进行创作和传播,个人追求创造力,解构现有的文化模式,试图重塑“主体自我”的新形象和“客体自我”的新社会认知。他们对“主体”的新表述与微博时代的“媒体阻力”完全不同。

学者刘涛研究基于表演的抗议的戏剧政治。他认为底层群体通过跪着、自残、骑马等表达方式在身体层面编织抗议话语,最终呈现赤裸的身体、痛苦的身体和没有尊严的身体,激活并产生一种时代的“软弱”感。

媒体对许多农民身体叙事的情感动员方式是呈现美与善、智慧与积极的形象。例如,速食“丽江乡下的饺子”是云南马宝为孩子们制作的一道美味佳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农村配料。服装的基本色调是素棉,画面质量是优雅的田园风格,标题大多是浅粉色和米色,勾勒出农村女性的积极生活,展示了“新农民”崛起的满足感和自信,也有助于促进城乡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农村建设学派的学者梁漱溟认为,农村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他主张从老根开始“创造新文化,振兴旧农村”。这种新文化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树根存活,然后从树根发芽。地方文化的本质不在于“改变它的形状”,而在于“培育它的土壤”,然后“固定它的根”和“保持它的灵魂”。

梁漱溟的话也适用于新媒体环境。农村文化空间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通过可感知的物质元素呈现的。它由建筑、环境、乡村肌理等组成。它也是一个再现想象的空间,是一个由文字、声音、图像和集体记忆支撑的村庄。农民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可以借助网络传播渠道的便利,打破时空界限,构建新的话语空间和符号文化空间。

河北省张家口市玉沟梁村的几十名村民每天早晚都在网上学习瑜伽,成为那里的一道美丽风景。

村落是传统文化积累和传播的地方,也是“文化自信”的来源和基础。在国家实施农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文化振兴是农村发展的“根”和“魂”。在这种背景下,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和农民自我媒体也有共生整合的可能,拓宽新思路,打破单向沟通关系,形成不同角色之间的互动有机关系。

例如,《董氏七仙女》就是贵州农村扶贫干部的创意。七名村妇展示黔东南州的农村生活和农产品,通过拓展销售渠道,成为“快手”推广的短片扶贫模式。

浪漫侗族七仙女

农民个性化表达在媒体上的生动内容也可以通过商业媒体搭建的扶贫平台快速进入主流叙事渠道。农民在媒体上展示的生活故事和情感经历的内容,如闲聊和快手,也成为主流媒体的话题来源,进入了媒体议程设置的视野。通过新技术的赋权,农民的话语自主性和文化主体性共同释放了更多的潜能,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多媒体平台的互动中来。

广西农村妇女“巧福九妹”通过烹饪、摘水果、钓鱼等原始村落的现场视频直播,成为“县委书记访谈”的农村网红。其电子商务平台推动了该村的水果销售。她还被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如《回家吃饭》和《焦点访谈》所关注。

此外,在金融媒体时代,农民的自我媒体也可以通过县级金融媒体的建设创造价值。例如,县级金融媒体建设和多党平台紧密合作,扩大用户资源,建立电子商务渠道,并结合农民“互联网红”的影响。它还可以发展农村公共数字,建设农村信息平台,激发群众的造血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挖掘农村文化的活力。

通过引导农民更加正规合理地经营自媒体,结合村庄的历史文化、习俗和价值观,调动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发挥农民自媒体文化建设的作用。从以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到农民参与内容制作的自我媒体,县级金融媒体的建设和多主体信息传播网络的共同演进可以形成命运共同体,使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农村文化的振兴提供帮助。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中国庞大的农民用户扩大了视觉生产市场。农民自媒体人的崛起不仅反映了农村群体对内容消费需求的上升,也反映了对农村文化表达的强烈需求。“粗俗的视频”并不等同于“粗俗的剽窃”和“低劣的工艺”。他们的文化潜力和行动能力不可低估。

例如,农民通过媒体“欢子电视台”恢复了农村少数民族的简单文化仪式,吸引了大量粉丝。欢子提出了“千村千户”的计划。据估计,步行1000个村庄需要5年时间,并为更多的村庄提供展示当地文化的平台。

《乡下姑娘》的创作者秋子致力于整理和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收集和整理侗族方言、歌曲、美食、风俗等特色文化,促进外界对侗族文化的了解。这些农民通过媒体的行动使村庄获得了自我修复能力和再生活力,农村文化的发展也获得了同样的动力。

秋子正在野外拍摄。

在城市化的大潮中,可以延续几千年的农村文化是人们生产和生活中智慧的积累。费孝通认为,“文化意识”是指生活在某种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了解其起源、形成过程、特征和发展趋势。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适应”。

当前,农民自主媒体的发展不仅是农民个体积极参与、学习和调整以实现文化自觉的过程,也是一个更加注重从农村社会内部激活农村文化资源和活力的过程。

正如学者李宏彦所说,如何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在混合市场逻辑、农村治理逻辑和农村社会文化逻辑的现实中重构农村文化实践,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结构的调整,而且关系到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自身的现代化。

参考:

[1]隋岩:《大众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2]江鹏:《新农村建设中的媒介乡土文化及其创新传播》,《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3]沈冰夷:《农村复兴中的文化危机与文化信心的重建: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学术界》2018年第10期。

[4]刘涛:《短片、农村空间生产与困难阶层流动》,《教育媒体研究》,2018年第6期。

[5]叶·仲晶:“没有小农的世界会好吗?”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6]刘楠、周晓普:《自我、异化与演员网络:农民自我媒介视觉生产的文化主体性》,《现代传播学》,2019年第7期。

[7]李宏彦:《当代农村文化生产的实践特征和理论价值》,《学术前沿》,2018年7月(上)

作者:刘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国家公立学校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前央视记者、媒体总编辑、弹春联盟创始人。他出版了《寻找白严嵩》、《新闻攻击武术》和《有一种叫做理想的基因》等书。

公开号码:所有媒体集团(身份证:全美牌)

这篇文章最初是由“所有媒体集团”发表的。每个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允许禁止复制。

主题地图来自unsplash,基于cc0协议。

整站最新
栏目最新
随机推荐